大连市档案馆

解密1926：从档案中透视中共大连组织的筹建始末

1926年1月15日，中国共产党大连特别支部建立。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，而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数年间，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、工人阶级觉醒与先进组织长期酝酿的必然结果。大连市档案馆从中央档案馆征集而来的原始档案，以确凿的原始记录，为我们拨开历史迷雾，清晰地揭示了这段星火初燃的历史进程。

一、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与阶级觉醒（1919-1925）

中共大连组织的孕育，始于新文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。五四运动后，《新青年》《向导》等进步刊物陆续传入大连。以傅立鱼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于1920年7月创办了大连中华青年会，这是大连地区最早的中国人进步青年团体，通过兴办教育、出版《新文化》（后改名《青年翼》）月刊、组织公共演讲和纪念活动等，在青年中广泛传播新思想，启迪民族意识，为革命力量的聚集提供了最初的平台。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的文章曾在此刊发表，使其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。

与此同时，深受日本殖民统治压迫的大连工人阶级，由自发的经济斗争开始向自觉的政治抗争转变。据馆藏报刊及敌伪警方档案记载，1919年至1920年间，工人罢工事件显著增多。其中，1920年5月爆发的满铁沙河口工场中日工人联合大罢工具有标志性意义。面对资方裁减工人的企图，中日工人打破民族隔阂，共同商议对策，从怠工发展到大规模集会、示威游行，坚持斗争达40天，最终迫使殖民当局作出让步。这场斗争不仅显示出工人阶级联合的力量，也为后来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提供了生动的实践基础。

工人运动的发展催生了早期的工人组织。1923年，“沙河口工场华人工学会”成立，后在全国总工会的指导和共产党人邓中夏、罗章龙等人的关注下，发展为全市性的工人组织“大连中华工学会”，其影响很快超出本地。1925年初，傅景阳代表大连工人阶级出席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，并当选执行委员，使大连的工人运动开始融入全国工人运动的洪流。同一时期，“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”等产业工会也相继成立。这些组织不仅维护工人的经济权益，更通过组织学习、传播进步思想，将分散的工人力量凝聚起来，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。

1925年1月11日，杨志云致时任团中央组织部长林育南的信

有组织的先锋力量首先在青年中形成。其中，杨志云的经历颇具代表性。他于1920年参加大连中华青年会，在此接触到《共产党宣言》等进步思想。1923年末，共产党员陈为人、李震瀛来大连开展工作，杨志云与他们结识并建立了联系。受其革命启发，杨志云于1924年1月随李震瀛前往上海，在那里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后又经邓中夏介绍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，并一度在团中央担任秘书工作。这段经历使他受到了系统的革命理论教育和实践锻炼。1924年4月，共产党员李震瀛在大连发展关向应、赵悟尘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建立了大连第一个团小组。同年6月，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正式成立，傅景阳、董秀峰等工人骨干成为早期团员。至1924年末，团员发展到24名，但由于初期缺乏经验，组织作用未能充分发挥。为此，1925年1月初，团中央派遣杨志云返连主持工作。杨志云于1月10日抵连后，立即着手整顿。1月12日晚，召开全体团员大会，严肃组织纪律，并正式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地方委员会。会议选举杨志云为秘书（书记），下设沙河口、小岗子、市内、南山四个支部。此次整顿克服了之前的散漫状态，加强了组织建设和学习，通过定期开会、学习马克思主义读物等方式，对团员进行系统训练。至1925年底，大连的团员队伍在实际斗争中进一步锻炼成熟。尤其重要的是，1925年，经过工运考验的领袖人物傅景阳被发展为中共党员，成为大连本地最早的一名中共党员。共青团组织的建立、整顿与发展，系统性地培养和储备了政治骨干力量，为建党做好了最为关键的组织与干部准备。

二、正式建立与初步发展（1925-1926.1）

建立统一的地方党组织，是革命形势发展的必然要求，这一决策与实施过程在档案中留下了清晰的原始印记。

1925年11月15日，杨志云向中共北方局汇报大连组织情况

1925年12月，团北方区委向团中央请示大连应建党的原文

1925年11月15日,馆藏档案《团大连特支书记杨志云给团北方区的报告（部分）》，详细汇报了大连团组织的工作情况及成员普遍超龄的现实。这一报告直接促使上级组织考虑建立更高级别的组织机构。1925年12月,中共北方区委写信给中央，报告“大连方面成年工人甚多，且现有团员有数人已超过年龄，应组织党”，正式向上级提出大连建党的请示。这两份前后相继的档案，构成了从地方反映情况到上级组织研判决策的完整呈现，体现了党在组织建设上的严密性与计划性。

1926年1月，建党条件成熟。根据中共中央及北方区委的指示，杨志云、董秀峰、张云峰、王少坡、杨显庭、阎启明、张文明、秦茂轩8名经过斗争考验的超龄团员，在履行必要程序后转为中共党员。连同此前入党的傅景阳，共计9名党员，于1926年1月15日召开会议，正式宣告成立“中国共产党大连特别支部”。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一届领导机构：杨志云任书记，董秀峰任组织委员，王少坡任宣传委员，傅景阳任工运委员，王立功任青运委员。这份原始的组织结构与人员名单，标志着党的组织在大连扎下了根基，大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。

三、建立初期的斗争实践与组织调整（1926）

党组织一经建立，便立即显示出强大的动员与领导能力，同时也经历了复杂环境的考验。

特别支部成立后不久，便迎来了第一次重大斗争考验——领导大连福纺纱厂“四·二七”百日大罢工。党员深入工人之中，进行宣传鼓动，制定斗争策略，并组织全市性的声援和募捐。这次罢工从经济诉求开始，迅速升级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，给日本殖民统治以有力打击，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斗志，也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威信和影响力。这场斗争的成功领导，充分证明了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与战斗性。

在领导斗争的同时，党组织自身也在不断健全和发展。1926年2月，根据北方区委命令，特别支部改为“中共大连地方委员会”，其独立性和职能得到加强。党组织在印刷、店员等行业积极发展党员、建立支部，使组织网络开始延伸。建党初期，因环境特殊和人员交叉，党、团组织曾一度合署办公。为理顺关系、实现专业化领导，1926年5月，在中共北方区特派员张炽的主持下进行组织整顿，分别建立了党、团大连地方委员会，结束了混合状态，使党的领导体制更加健全与完善。

四、历史镜鉴与档案价值

通过馆藏档案所揭示的历史脉络，中共大连组织自1926年1月正式建立的历程得以完整、客观地呈现。这一过程清晰地表明，在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宣告诞生之后，其组织力量如何在殖民地的特殊环境下，逐步拓展并扎根于大连地区。它始于先进思想的启蒙，植根于工人阶级的觉醒与初步组织化，成熟于党培养的骨干力量。这一过程，深刻体现了党的建设必须与具体的社会矛盾、民族矛盾紧密结合的原则，以及善于利用公开合法形式掩护秘密工作、在残酷斗争中锤炼并调整组织的策略智慧。

解密1926，不仅是为了铭记大连这座城市红色历史的开端，更是为了通过档案这一最贴近历史现场的媒介，理解中国共产党何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生存、发展并最终赢得胜利的内在逻辑。这份发端于殖民暗夜中的组织初心与斗争精神，历经岁月淬炼，已成为这座城市永不褪色的红色基因。

作者：胡晓光  图片：中央档案馆馆藏